近一年多来，“数字化城市”已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新流行词汇。按中国可持续发展小组组长牛文元的说法，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数字化水平达到“基本运用”的程度，GDP就可以增加2.5～3倍，城市的形象和竞争力也将大幅提升。现在的问题是“数字城市这辆车太大太沉”，它涉及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乃至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方面面，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e-everything”（任何事情都是数字的）。如此之大的一篇文章该从哪里开头？怎样做才能取得实效？4月27～29日在南京召开的“数字化城市与城市信息化市长论坛”上，来自国内外31座城市的市长和专家们纷纷献策，交流做法，开具药方。

    据介绍，影响城市数字化的瓶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的整合。IBM电子商务资深顾问曹硕人认为，城市数字化是个超级系统，信息量巨大且出自众多部门，整合的任务极为繁重。即使整合起来，要方便应用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当中软件、设备、人才、服务等“一个不能少”。二是权力和观念的阻力。数字化意味着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真正推起来势必要求打破权利的暗箱操作，会直接冲击某些人员的利益，阻力不会小。

    在综合实力上有“中国县级第一市”之称的广东南海市，信息化建设成绩卓著，曾在联合国和中南海宣讲过“数字化城市”的市委书记邓耀华介绍，南海的信息化是从电子政务起步的。他在推行城市信息化时有一句口头禅：“你进监狱还是进网络”？“进监狱”指政府信息的不透明和对权利的垄断所导致的腐败；“进网络”指把村、镇（区）、市三级财务用网络联起来，并推行政务电子化，让信息透明，政务公开，把“数字革命”革到政府头上。南海正是以此为突破口而获得了成功。邓耀华称此举是花最少的钱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南海搞一个教育信息化项目需3000万元经费，校长们都说没有钱，全市的财务管理实现信息化之后，仅堵管理的漏洞，一年就多收税收3000万元。

    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郭华东针对面面俱到的城市数字化，出具了“不能贪大求全，要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的药方。譬如传统产业集中的城市，可以从改造传统产业切入。温州市的“温州数码城”，就是定位于以信息化推动传统产业的提升。大连市针对软件出口增速快的局面，提出了建设“宽带大连”的目标。安徽省淮南市则选择一个区试点，利用网络平台招商引资，花了小钱，办了大事。南京、常州的城市数字化也都各有侧重。

    来自日本“数字化城市”京都的信息工程项目负责人、京都大学教授石田先生介绍，从全球范围看，城市的数字化建设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模式：欧洲是城市联盟模式、亚洲是政府推动模式。与会代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应当选择政府推动模式，推动的突破口应选择电子政务，通过电子政务实现信息的透明与公平，提高办事效率。与会专家的另一个告诫是“要善于把信息流变成钱流”，即信息化必须注意当地市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简单起步，注意引入市场机制，否则就是建起来了也难以长久。数字化城市建设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胡小明提醒人们注意互联网上的信息沙漠。他说目前我国城市信息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每9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信息增长越快，相对于读者的有效信息就越少，你在网上看100篇文章，常常只有一篇对你有用，信息精品是不可能呈指数增长的。宽带上的信息99％被感性的视频信息占用了，可供理性思考的信息只占1％。人们都知道上网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却忽略了每一个有效的“共享”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一个好的数据库要不断地改进与维护，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遗憾的是，国内很多数据库在建成之日也是死掉之时。

    日本的石田教授指出：2000多年前，人们为了找水而聚集在一起，产生了水稻；如今人们为了寻找信息而聚集在一起，出现了互联网；今后的趋势是什么，那就是数字化城市。中国惠普副总裁何炳麟说，1985年我从香港来到祖国内地的感觉是“很痛心”——怎么这么落后？那时有人问我上海与香港差多少年？我说：上海永远追不上香港。但今天，上海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香港了。由此来看，中国的数字化城市追上美国的时间也不会太久。